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移民潮”，除了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还有它……
几百年前的“湖广填四川”大移民，与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并称为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移民潮”。
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是一次先由政府主导，后演变成政府倡导与民间自发相结合的移民运动。它合理地分布了民族、人口生存的空间，使长期陷于战乱与苦难中的“天府之国”在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走向复兴，为“康乾盛世”的到来准备了条件，对后来四川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纵观明清以来500多年的历史，安土重迁的千百万平民百姓，离乡背井、扶老携幼、辗转千里、易地迁徙，极其不易。而通过“湖广填四川”这一运动，使四川在每次残破和凋敝之后，都能再次复苏振起。“湖广填四川”也是四川历史上的一次大开放和四川社会的大重塑，是中华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伟大壮举。
位于成渝经济区腹地地带的重庆市荣昌区是当年“湖广填四川”的中转站和集散地，川渝两地现有的30多个客家方言岛中，最大的便是荣昌区盘龙镇，所以荣昌又被学界誉为客家移民的文化集散地和“客家文化活化石”。移民过程中的文化融合还促进了荣昌夏布、陶器和折扇等三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众多区域特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移民与区域经济开发密不可分
渝西人口密集区的形成，有其良好自然条件作为基础。从人文环境看，这一区域历史上曾经是巴文化与蜀文化交融区。盛行于唐宋的“香国之号、海棠之胜”，是维系本区凝聚力的重要精神文化见证。正是凭借这些共同要素，荣昌、大足、永川三县，才在元明清王朝的更迭中，迅速成长为新的渝西人口密集区。荣昌作为古昌州治地，凭借较早安置填川移民的特殊地位，在从洪武六年(1373年)至雍正八年(1730年)的政区演变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其后随着人口迅速恢复，经济文化不断发展，荣昌更成长为一座充满活力的繁华城市。这样的地位，其他地区是难以复制和取代的。所以我认为荣昌在填川移民潮中发挥的作用，可以用“首领渝西，名冠全川”来概括。
随着清代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在古昌州境内还兴起了一个以夏布专业生产和客家族群聚居为特色的区域空间，即荣昌和隆昌“荣隆二昌”文化区。光绪《荣昌县志》从风俗习尚的角度描述了荣昌因种植苎麻而兴起的麻纺织业的繁荣景象。从事夏布生产的族群，多来自闽粤赣边客家地区，随着他们在荣隆二县落业定居，在住地又以族群聚居为特色形成了一个的客家文化板块。
客家人是中华民族的一支，汉族的一个民系，他们的迁徙首先并且主要发生在亚洲内部，后具有洲际迁徙的特色。客家先民自黄河—汉水流域迁徙至赣闽粤“三角地带”，后来“移民填川”“下南洋”“过番”谋生，或海外经商等等，进而作扇形散开，西至川康，东包括台湾，南及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并扩大到印度、印尼、沙巴、菲律宾，甚至再向澳大利亚、美洲以及欧洲和非洲发展。虽然不能排除与当地住民的某些摩擦，但客家人主要是和平的迁徙。清代前期，新到移民和此前定居的移民之间，也出现了明显的矛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旧移民交往增多，不同群体互相通婚，以及生活状况改善，各种移民的共性不断加强，他们之间的协作融合逐步演化成为四川文化的主旋律。移民拯救了水火之中的四川，进而开发出天府之国。移民的动态文化变为定点静态的开垦文化，后者实际上是另一种动态文化。动态迁徙与静态发展，都体现了填川移民的巨大活力。这一切都是人类生命力的一种迸发。
移民重镇自觉传承弘扬移民文化
客家移民对荣昌文化一个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树立了崇文重教的社会风尚。崇文重教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特征。客家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农耕社会，自然条件艰苦，交通闭塞，商贾罕通，经济结构单一，要生存就得力耕，要发展全靠苦读，所以对文化的渴求、对传授文化知识的教师的尊重，往往超过沿海自然环境优越、经济发达的地区，这里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崇文重教风气。来自闽粤赣的客家移民迁入四川之后，一般都经历过一个相当漫长艰苦的开基创业过程，但他们并没有丢弃崇文重教的传统。荣昌客家移民的崇文重教传统，主要表现在入川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送子弟入学并使其迅速取得功名，经商致富者多捐纳监生、国学名衔，子弟命名体现崇文重教风气，妇女在教子读书方面表现突出，倡办多种文教事业，在婚姻选择上更青睐书香家庭或捐得功名的家庭等方面。荣昌客家人的崇文重教观念，在荣昌客家移民的族谱及光绪《荣昌县志》都有所反映。
荣昌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其高粱酒和猪，一直都有名。特别值得一书的是荣昌独有的“荣昌白猪”，明代以前没有，是清代移民根据地域实际情况和外地经验，实行定向长时期培养出来的。他们辛劳的成果，为后世荣昌猪赢得了“中国三大名猪”的品牌。四川产麻，川南尤宜。来自南方织麻中心的移民将麻织作为主要副业，有的进一步发展为专业户。进入民国，清代形成的广东雷州、新会，江西广信、赣州等全国七大麻纺中心，有六处在现代化浪潮中消失了，唯一幸存并发展的荣昌却成为当今中国麻布出口的最大基地。清代入川移民也承继了四川本地原有的强项。明代荣昌是贡品“川扇”的生产基地。入籍荣昌的移民，不仅恢复了这一传统工艺，而且推进发展，创造出新产品。由明代的“川扇”发展而来的“荣昌折扇”，名扬清代而又延至于今。四川的制陶业，汉代就有盛名，宋代邛州窑全国也颇有名声，明末清初全毁了。据族谱和民间传说，康熙年间湖北麻城烧陶窑的肖氏移民落籍安富，恢复鸦屿山的废窑，此后安富窑业大兴。清代安富陶窑的发展，为今天的荣昌陶成为中国“四大名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社会经济恢复为文化复苏创造了物质基础。境内“五方杂处”的移民，使多元文化因素融合、创新，缔造出了丰富多彩的荣昌地方历史文化。
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移民史
大规模的移民是人类历史中的重要内容，这是一种动态文明。“填川移民”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荣昌移民具有鲜明的特点。移民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作出了巨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促进疆域的形成、民族的融合、文化的交融和经济的开发等方面。大迁徙既磨炼了移民本身，也促使了新居住地的发展。如果从世界的视野来观察，填川移民及荣昌移民作为普通民众的伟大事业，具有国际的性质和价值。
发生在13世纪后期的宋元战争，使四川人口遭到全局性的严重破坏，昔日的天府之国几乎找不到幸存的人口密集区，原有的政区随之发生变动。位居川东、川西、川南要冲的昌州一带，因元末和明清以来的移民人口迁入促成了渝西人口密集区和以夏布专业生产、客家族群聚居为特色的“荣隆二昌”文化区的兴起。
移民安置是荣昌开县设治的历史背景。元朝灭亡南宋、平定巴蜀后，对四川州县一级行政建置作了大幅度的调整，几乎到了无县不变的程度，原昌州所领县也都没有恢复。元顺帝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明玉珍率红巾军取峡路进入四川，在重庆建立大夏政权后，即面向楚籍原乡招徕移民入川进行垦殖，“孝感人多附之”。大夏政权成立不久，就设置了大足县和昌宁县(今荣昌区西北)。洪武六年(1373年)，明朝在全国范围内一次性裁并了62县，其中因“地荒人散”而遭撤并的四川州县达34个。但就在四川政区普遭裁并的同时，明政府却批准在重庆府成立了荣昌县、永川县和长寿县3个新县。明朝初年为充实遭受战乱地区的人口，曾经在全国范围内启动有组织的迁民运动，湖北麻城孝感大量民众被迁移到当时的荣昌和富顺两地。此后经过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持续大移民，由荣昌、永川、大足三县所构成的渝西区域已成长为重庆府属一个新的人口密集区。这一区域所拥有的人户数量，已经超过重庆府首县巴县，其所开垦的田亩数，已占到重庆府的4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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